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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朗农民起义
1911年清宣统三年10月至1914年民国三年8月，白朗在河南宝丰领导河南农民起义。
1913年5月底6月初，起义军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鼓动和影响下，分兵两路向外发展。
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积极复辟帝制，加紧对起义军进行镇压。北洋政府调集军队3万多人，企图把白朗起义军围歼于豫西南地区。白朗起义历时3年，转战5省，攻破40个州县，沉重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配合和鼓舞了南方革命党人的反袁斗争。
2、南京之战
1911年清宣统三年11月至12月，江苏、浙江革命军联合攻占南京时称江宁的作战。
是役，苏浙联军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密切协同，集中兵力，攻占要点，终于以少胜多，力克坚城南京，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3、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力量，为起义的爆发和成功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起义之所以能如此快地取得成功，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1、湖北地区的两个革命团体社和共进会在革命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消除门户之见，成功地实现了联合，使武汉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统一，从而奠定了起义成功的组织基础2、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成功地选择了起义的时机和突破口。1911年9、10月间，全国革命形势趋于成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利用部分湖北新军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之机，果断决定选择革命力量雄厚的华中重镇武昌作为突破口，坚决发动起义。3、起义发动后，革命党人不失时机地向督署和镇司令部等敌之关键部位发动进攻，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4、革命党人和广大参加起义的士兵的英勇奋斗精神，保证了起义的胜利。
2、溥仪一生中的数个“第一次”
末代皇帝溥仪的事迹，很多已为人所周知的事情，本文记叙的只是溥仪一生中所经历过的“第一次”事情。
1、伪满皇帝第一次访日
1935年4月2日晨溥仪离开长春，乘专车赴大连，并于当晚登上专程前来迎接的日本军舰“比睿号”，4月6日在横滨登陆。
溥仪在日本期间，在东京呆了4天，又先后访问了京都、奈良和大阪等地，除了应酬就是游览观光，对于一个地位尊贵而又没有实权的人，自然只有礼仪方面的作用。
后来，溥仪在抚顺改造期间回忆这段历史时，用这样一段话揭露了这次访日的实质和目的：“不问可知，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地要利用我这汉奸头子当时的地位，好使我这个傀儡更能发挥出偶像的作用来，借以转移一下东北人民对于日寇的疑虑和憎恨的眼光，同时还可以更进一步地把这个既是傀儡又被偶像化了的我，用来麻痹人心，让他们暂时在日满一家和一心同德的骗人烟幕下，迷失民族应走的方向。这样便可以逐步把敌伪的罪恶统治基础巩固下来，等到相当巩固以后，日寇便可以放心大胆地摘下伪善的假面具，露出侵略者本来的凶狠面貌，来作他那鲸吞虎噬的如意打算。”引自溥仪：我的前半生
2、共和国公民第一次见总理
1959年12月14日下午2时20分。一辆黑色的国产轿车，戛然停在前井胡同六号黑漆大门阶前，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从车上下来，直奔院内的北房。
“我是国务院派来接溥仪先生的，时间不多了，请先生这就上车吧！”
“好！好！”
溥仪答应着，随手带上一本粉色硬壳的北京日记，又在上衣小兜上别了一支钢笔，就随着来人上车去了。直到这时，溥仪仍然不知道将被哪位首长接见。汽车驶入中南海，又沿着穿越楼阁亭台的汽车路，把溥仪送到西花厅前。
当他被引进西花厅内接见室时惊呆了！迎面走来的这位剑眉凝重而高耸的首长是多么熟悉啊！他曾千百次从刊登于报纸的照片上，从悬挂于会议室或礼堂的领袖肖像中，从新闻影片的形象里见过。这时，首长早已伸过手来，并和溥仪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了，溥仪似乎恍然大悟：“呀！周总理！”这几天他就惦记着见见总理，现在突然见到……嗣后，溥仪在一封私人通信中记述当时的心情说：“我心里是如何的感激、激动，我紧握总理的手……满肚子想说的话，激动得反而说不出来了。”
周恩来亲自向溥仪一一介绍了参加这次接见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全国人大暨全国政协常委张治中和邵力子、**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国务院水利电力部部长傅作义和全国政协常委屈武等。陪见人员中还有两位是溥仪很熟悉的，一位是他的七叔载涛，还有一位就是当时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民主人士章士钊。
3、自由平民的第一次恋爱
1961年农历正月初七下午3点钟，男方“大媒”、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周振强陪着溥仪，女方“大媒”、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陪同李淑贤，在政协文化俱乐部初次见面。如果说他们是一见倾心，也许有点夸张，但双方一见就产生了好感，确是事实。
周、沙二人为溥仪介绍的对象是当时在北京市朝阳区关厢医院当护士的李淑贤，一个性格温柔、心地善良而遭际不幸的女性。那年，李淑贤才37岁，但却尝尽了人间的辛酸冷暖。她是杭州人，自幼丧母，在上海生活的年中，受尽了继母的虐待和役使。当她14岁那年，在中国银行当职员的父亲去世了。之后三年的日子，过得就更加悲惨。1941年她忍受不了继母的欺凌，只身到北京投奔一个守寡的远房表姐。寄人篱下的日子自然也是不好过的。好不容易熬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李淑贤先进了一家文化补习学校，随后又到护士专修班学习护理业务，就这样她终于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
溥仪对李淑贤早年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当李淑贤在和溥仪的接触中间，发现眼前的这位末代皇帝和原来想象中的“万岁爷”大不相同的时候，就产生一种进一步了解、探索对方心灵的要求。李淑贤通过观察，认为这个“皇上”除去和气、热情以外，还是个诚实、朴素的好心人。对于溥仪的天真，李淑贤尤有好感。更何况，在两人心灵之间还有一条类似的同病相怜的感情纽带：溥仪认为李淑贤经历很苦，让人同情李淑贤则觉得溥仪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历史包袱，怪可怜的。于是由思想上的共鸣开始，两人的爱慕之情就油然而生，并且迅猛发展起来了。也正是在一种平等谅解、互敬互爱的感情基础上，溥仪和李淑贤结成了生活旅途上的忠实伴侣，从而补偿了他们过去婚姻生活上的遗憾。
四第一次行使共和国的公民权北京市的满族公民爱新觉罗溥仪，第一次行使公民的选举权，是在1960年11月26日。那时距离溥仪获得特赦回到北京，只不过11个月又17天。
溥仪从未接触选举，更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在工作单位所在地香山人民公社当选民。他希望拥有这一份光荣，又担心把他漏掉，遂预先向植物园领导请示询问。然而，面对当过皇帝的特殊职工，他们谁都说不清溥仪是否可以当选民。溥仪那颗心则因此而被悬了起来，他又生活在焦灼不安之中了。
植物园领导马上请示中国科学院院部，院部领导又请示国务院，层层报告，直到把问题摆在总理面前。周恩来当即指示工作人员打电话答复说：溥仪特赦后就是公民了，怎么能没有公民权呢？有选举权，也有被选举权，这是不言而喻的嘛！不久，溥仪就在张贴于南辛村大墙上的选民名单中，高兴地看见了自己的名字。
后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记述了1960年11月26日作为公民参加选举人民代表的投票那一时刻的喜悦心情。在他看来，那张得来非易的选民证，比自己见过的一切珍宝都贵重，一张每位公民都拥有的小纸片，竟使他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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