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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8年之前，超过80%的红军部队都是在地方民兵组织的基础上组建的。那个时候，能够扛枪打仗的男人应征入伍，参加民兵组织
，并在那里度过一段相对有限的时间，然后加入红军部队，这样的士兵大约占整个部队总人数的一半。这些士兵的第一个服役期为每年三个月，紧随其后的是五年服役期，每年一个月。这样，半数正规的、非地方的军队通过征兵的方式得以形成，履行两年服役期。后来这种地方征兵体系被废除，民兵组织和正规部队都采取了同样的征兵方式。
年满18周岁的男子应征入伍，服兵役。完成7年以上学校教育的年轻男子可以参加军事院校，他们被培养成高素质的陆军部队指挥官。航空院对学生学历要求较高：需要接受9年的学校教育，且必须通过考试并接受医学委员会的体检。最后，还必须通过资格审查委员会对家庭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审查。
服兵役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因为它为服役者提供了比普通百姓更高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提供了学习专业技能的机会。
战争一爆发，苏联就发动起了征兵总动员。第一次（1918年至1923年出生的年轻男子）始于1941年夏天。但在军工厂工作的人或者农村的收割者除外。
据来自库尔斯克州的德米特里·布尔加科夫回忆道：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应征者就收到了征兵文件，并同时要求到村民理事会报到。全村人眼含热泪地送男子们开赴战场。我的哥哥是一个联合收割机操作手，他将会在7月份被征兵，因为起初联合收割机的操作手没有被征兵。在9月份，所以在1890年和1923年之间出生的男性也被征兵，全部被抽调到东南战线。
同时，志愿者被分配到战斗分遣队和民兵组织（准军事部队，类似于英国的地方志愿军）。纳塔利回忆道：我刚刚从学校毕业。参加了一个传统的毕业典礼，然后去红场转了转。第二天战争就爆发了。我认为自己不逊于贞德，所以立刻跑到区共青团委（青年的**者联盟），要求参军。他们把我派到了一支医疗队。这支队伍是以我们学校为基础成立的。在那里，我们学会了如何绑绷带和夹板，如何打针等等。我们在学校礼堂的地面上学会了如何匍匐前进。当时民兵组织(DNO)在莫斯科成立。我被派到民兵组织的一个步兵部队做了军医。
德根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我跑到军事委员会，但是没人理我。我被这些共青团员，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气得浑身发抖。他们回答我的话很简短，就是说：”我们不带孩子去军队。“在战争爆发的第十天，共青团成立了一个志愿军，由城市学校的9~10年级的学生组成。这支队伍的9年级学生几乎都出生于1924年，只有三个是1925年的。
但是在军工厂工作的人可以不被征兵服役。迈克尔·库兹涅佐夫回忆道：秋天的时候，来了一个指令：所有某年某月出生的男子都必须到居委会报到。我也去了，但是结果却没有被征兵。他们查看了我的证件，并把它送回了工厂，且给了我一个带有红色五角星的身份证件。军委会说：”我们没有选中你。“我跑出去追上奥列霍夫，对他说了事情的经过，他说：”真是该死。半个小时后，你穿着我的衣服，戴着我的帽子进来，就说工厂已经转移了，你想参军。“我照着他说的去做，然后就入伍了。
人们渴望去战场，但都要各自不同的原因：有的是爱国，有的是为死去的亲人报仇，或者像尼古拉一样，因为一种责任感和荣誉感。尼古拉已经从航空学校毕业，被派到航空储备团，在他看来，他可能永远会待在那里，一直到战争结束：
于是我开始寻找去前线的机会。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的孩子将来问我：’爸爸，当每个人都去前线打仗的时候，你在干什么？‘这时，我该怎么回答他们呢？
但也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饥饿。当时的口号是：一切为了前线。随着它的贯彻实施，后方的人们开始了挨饿的日子。
1943年开始，红军开始对在战争前一个月里没有征兵的地区重新展开工作。这个范围包括先前未被动员的，或者是刚刚达到18岁的青年，一些设法安顿下来的退伍军人、游击队员。这些形形色色的人被迅速召集起来，通常在没有发放军服的情况下就被派往战场。弗拉基米尔回忆道：在解放乌克兰的时候，我们不断得到当地人的支援。通常根本没有时间给他们发军服，正是因为如此，他们被称为’黑衫军‘。
度米特里·布尔加科夫记得：在一个没被燃尽的小屋里，第240师931军团的一个征兵营部成立了。1890年和1924年之间出生的男性被通知入伍。没有体检，也没有发放统一的军服，但是配了枪。由当地人组成了两个排，由军队指挥官领导。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在军队服过役，根本不知道如何使用枪。后来在战争中有两个德国人向他们走来，打了一通枪，向他们大喊：’举起手来。‘他们举起手，没有开一枪。毕竟，他们都习惯了德国人向他们大喊大叫，下命令。所有人都死了，只有一个除外，他拼命逃跑，他就是讲这个故事的人。“
训练上
”一队新兵在领取证件后将前往训练营，在那里他们将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青年红军战士训练科目‘。训练为期三个月，大多数退伍老兵回想起这三个月的训练仍是不寒而栗。伊利亚?科索洛夫被分编到了位于南乌拉尔的迦巴鲁军营，他回忆道：在一片松树林中，货运列车停靠下来。那里学深至膝。一位跛脚的军士长指挥我们集合队列，命令我们向森林深处进发。步行四公里后，我们看见前面从防空洞中冒出缕缕青烟。每个防空洞能容纳250人。中间是过道，两旁是由粗糙木板搭建成的双层铺。取暖炉安置在防空洞的尽头。部队没有派发床垫、毯子以及枕头之类的寝具。我们就折些小树枝铺在床铺上，再找些烂布破条拼凑在一起弄成床垫。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就睡在这样的床上。起床号在早晨六点吹响。我们急匆匆地跑出防空洞，用雪洗漱，每个人得到一块黏糊糊的东西，这就是面包，然后我们携带全套战斗装备（包括步枪、防毒面具、弹药以及背包等）队列前进五公里来到训练场。教官教授我们射击、徒手格斗以及拼刺刀的要领。在雪地里摸爬滚打一上午，个个精疲力尽，这时我们才返回军营吃午饭。午餐真是让人难以下咽！一碗淡绿色的清汤，上面漂浮着几片白菜叶，定量供应的面包也是半生不熟。有时我们也会吃上鱼喝上粥，不过鱼是臭气熏天，粥也进仅一勺而已，但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难得的美味佳肴了。在这种伙食下，许多新兵变得瘦弱不堪，部队把这些人转移到收容’病号‘的营队，在那里他们能填饱肚子还能喝上酵母饮料。即使是身体健壮的西伯利亚人，只吃这样的伙食也会饥饿难当。从当地征召来的新兵开始开小差逃跑，但部队又会把他们追回来。每周我们都会在防空洞附近集合队列，观看审判。一个流动的军事法庭将会莅临审判现场，当那些开小差的新兵被判处死刑，并当场执行的时候，我们就在一旁观看。偶尔，也会有人十分辛运的免收极刑，他们被遣送到惩教连队接受惩罚。在训练营度过的三个月好似三年一样漫长。终于，在1943年的6月初，部队破天荒地让我们洗了一次蒸汽浴，还发给我们每人一套新军装，以及靴子和绑腿。我们还领取了新背包，里面有水瓶、饭盒、杯子、勺子和三天的干粮，不过我们当即就把干粮吃完了。之后，我们登上一辆列车，奔赴前线。军事学院的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和军营的伙食相比，军校学员吃的要丰盛得多。军校学员每天训练十二个小时，其中八个小时的军事理论和实践，另外四个小时则是在一名教官的督导下自由操练。历时六个月的训练后，学员们受封为中尉或少尉，并派往前线。1943年春，瓦斯里毕业于斯大林坦克学校，据他回忆，军校校长在学员毕业之际会鼓励大家说：’嗯，孩子们，我们知道你们已经快速地学完了所有的课程，但你们的知识仍不完善，你们将会在战争中提升你们的知识和技能。‘这种训练方法是步兵、坦克和航空学院典型的训练方法。伊凡是一名SB轰炸机飞行员，经过战时再培训，成为I-16战斗机的飞行员，据他回忆，我对教官说：“请告诉我，空战中我该怎么做？毕竟我是一名轰炸机飞行员，从来没有学过飞行特技。他却回答我说”首先，根本不需要什么飞行特技；第二，空战中，你必须让飞机保持自旋，否则你的飞机将会被击落。”‘经验丰富的指挥官善于抓住每个机会来提高属下的技能。例如利用训练时短暂的休息时间来训练下属。列昂尼是一名侦察兵，据他回忆称：我们的训练科目是悄无声息地爬行，翻越带刺铁丝网栏杆，教官还教授我们如何’杀死哨兵‘。不得不说，在训练中如果接到的任务是’德国哨兵‘，那你的经历可不会那么轻松愉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