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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浚想如果作为清朝一品大人刑部尚书的自己，不能匡正世风的活，真不如回家归田。作为农二代，官一代的他如果不能为衣食父母农民担道说话，那么他枉为尚书大人，将无颜见父母于九泉之下！更何况他的为官之道，就是为民谋福。然而面对朝上纷争如处铜墙铁壁，清朝江山是人家打下的，这种功勋是谁都不可抹煞的，他们心怀狂傲，倨功不羁，偶尔放荡得瑟一下，又何妨？从前无人敢问，敢管，如今偏偏遇上了任浚这位尚书大人，真得拿八旗子弟们开刀门斩了，他们个个心怀怨恨，即使顺治皇帝内心也不免对其产生怨恨，毕竟他们满人有“血浓于水的“一脉相承，唇亡齿寒只能牵动他们的神经！可是这也不是什么“家事“，家事由家人处理自有情可言，而触犯了法律，便是国事，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任尚书作为国法的执行者，他做得也没错，公平公正，你满族人是人，而我汉族人也是人啊！“杀人偿命，歉债还钱，“天经地义啊！任尚书知道，他这样做了会危机四伏，因为直接戳伤了王权的“痛点“，他们会暗中对百姓寻机报复的，一个从不服输的满族，不会就此心软，而顺治帝也是无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说人家任浚冒着生死也是为了大清王朝效力！顺治帝也只好收敛心中戾气，暗中嘱咐王室，八旗子弟们好好管住自己，象任尚书学习学习，你看人家任浚为了他们汉民的权利如此卖力卖命！咱们满民岂能为自己抹黑？
任浚知道，自己的权力也只是一时，不是一世。况且自己已年迈，加上旧伤复发，体力自觉不支。怎样才能保证天下汉民有和满民一样有应有的权益？他思来想去，在皇权霸道，暗流涌动的大清王朝，只不让法律来制裁“权力“，让法律高于一切，而不是权力高于一切！于他奏请皇上修改《清律会典，并且要求把《明律》也加入其中，真正的以，法制国，国家才会长治久安！顺治皇上答应修改，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任浚亲自参与，经过不断的调整过程，才将明朝会典的条例纳入了清廷的政治活动之中！虽然，不够完美，但毕竟让任浚的心里多了些宽慰，从此百姓可以有法可依了！
清律的修改，让天下百始大快人心，而让满臣们倍感郁闷，这个自然理解，这样束缚了他们的骄纵和任性。
顺治十二年正月任浚疏言:“律多不备，例出随时添注，殊欠折衷。又八旗事多门干靠例，如律杀人者抵，而例有义愤自首减免之条，给主埋葬，而例有赔人之条。盗贼未获赃而例有追产赔主之条。律有五刑，而例自大辟之下，皆以止鞭一百。如此类颇多，律例不等，满汉互异。乞皇上敕满汉堂官专领共事，慎选司员一一商榷，疑难者请旨裁定，靠例可更者，一准用途律，不可更者即载入律条着为令。又大辟又立决，监候两等，按律所言，决不待时，谓不待秋决，非谓招成不待覆奏，即处决也。查会典，凡在外绞斩凌迟监候者依期俱差官处决，如有决不待者，重囚详议具奏，即差官前去审决，盖恐立决中尚有疑情，可临时三覆详慎人命。嗣后凡奉旨依立决在内者，三法司仍会审覆奏行刑，在外者宜复差官决例，庶无冤滥。“
任浚挑灯夜战，作这上疏之言，读后顺治帝颇为感动，而感其忠诚于下清，体恤于百姓，却又怜惜他带病而呕心沥血。
顺治十二年(1655年)三月十九日，顺治帝谕吏部:“朕观刑部尚书任浚年力衰迈，部务不能料理，每以循延。念其服官日久，着以原官致仕回籍，尔部作速推才品堪任者具奏。“
任浚告老回乡，他站在故乡的云行山上，思绪纷然，人生之倏忽如白驹过隙，人世之苍茫，唯正气延续。他面对故园，任凭冷风吹动着他那凛然不屈的身体，他白发飘飘，泪水洒向故园，如果还有来生，他一样为民生谋！
顺治十三年1656)年二月，任浚病故，享年六十二岁。顺治帝听闻，悲痛欲绝，特遣人到任浚故里举行了“国葬“仪式，恩赐伴朝銮驾，御赠对联:“薛伯家风，东安世泽“。
好友孙廷铨悲痛之余，给它写下了留传千古的墓志铭，最后结尾处表达了对任浚的哀悼之情，:“骑箕尾乎，道其藏；为雷雨乎，泽将长。惟君与文，何用不臧；有废而兴，天道难量。攀龙坠髯，求死不得乎，为我心伤:乘云归矣，而慭遗一老，宛然在堂。悠悠千载，谁相望；且归休乎，山之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