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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农耕文明长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汉代时，我国人口就超过6000万，垦地超过8亿亩。唐代长安城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宫殿金碧辉煌，佛寺宝塔高耸，东西两市十分繁荣。诗人岑参就有“长安城中百万家”的诗句。北宋时，国家税收峰值达到1.6亿贯，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那个时候，伦敦、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万，而我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
工业革命发生后，我们就开始落伍了，西方国家则发展起来了。鸦片战争后，我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工业革命机遇没有抓住，尽管民族工业也有一些发展、外国资本也有一些进入，如上海的“十里洋场”、天津的工业、武汉的军工生产也曾名震一时，但总体上国家是贫穷落后、战乱不已的，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掉队了。这一状态持续了百余年。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上世纪50年代，国家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后来，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还发生了“文革”那样的十年浩劫，加上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够深入，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未能顺利持续下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尽管遇到各种困难，但我们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开放之初是第十一；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2009年超过日本，居第二。2010年，我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2016年1月18日）
延伸阅读
汉唐盛世不仅永远镌刻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而且也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代表着当时世界的文明高峰。
唐朝在极盛时期，疆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南到越南顺化一带，北抵贝加尔湖，有人认为总面积达到1251万平方公里。说到盛唐，总能想到它雍容华美的大气、海纳百川的开明、礼尚往来的文明和从容不迫的自信。当时的长安，可说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来自中亚、南亚、日本、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云集于此，其中尤以中亚与波斯、阿拉伯的“胡商”最多。这些“外籍”商人不仅在长安经商，而且还能娶妻生子、安家立业，甚至还能入朝为官。有资料显示，唐朝的宰相，有29人是外族人，而做官的外国人则多达3000人。王国维的《读史》诗云：“南海商船来大食，西京祆寺建波斯。远人尽有如归乐，知是唐家全盛时。”可以作为唐朝强盛与开放的写照。
中国的发展繁荣在宋代延续，举世闻名的《清明上河图》记录着宋代的工商业与城市发展盛况。但是从明清以来，西方国家逐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中国的封建王朝却日益僵化保守、闭关锁国，错失了现代化的良机。近代以来的洋务运动、实业救国等都有实现工业化的追求，但由于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道路，并沿着这条道路，推动一个农耕古国向工业化转型，让一个古老的文明体系抽出了现代文明的新枝，完成了10亿级人口规模与现代化相结合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习近平特别重视历史比较，在他的讲话中，常常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以开阔的历史视野，观察现实、思考未来。他在时间之轴上溯流而上，追溯古代中国的灿烂业绩，着眼近代中国的落后屈辱，分析当代中国的弯道超车，展示出一幅中国自古及今的发展图景；从信手拈来的历史数字、历史细节、历史镜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强劲脉动，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当今时代的历史方位。
在习近平的宏大视野里，5000年灿烂的农耕文明，100多年跌宕起伏的屈辱历史，30多年激情燃烧的改革开放，构成了中华民族前后相续的历史坐标，在这样的坐标系里，才能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改革发展的方向，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对中国未来的意义。“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习近平把新发展理念置于历史的语境之中，为的就是在时间与空间的审视中，在历史与现实的观照中，在时代与往昔的对话中，更加清晰地展示出新发展理念的真理力量与时代意义，并使之成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精神力量与实践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