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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的种放也是笑着看了他一眼，然后也是很无奈，只见他笑着开口说道：“哎，皇上对于我的怀疑我能理解，毕竟我长时间镇守边界又手握兵权，阻挠辽军南下之路，如今这次我也是面临抉择，如果这次我惧怕这些东西，我种放又怎么可能成为区区男子汉，这次就算是辽军陷害我，我也要誓死守住长安城阻止辽军的侵略的野心。”
这个时候所有将士瞬间被带动起来，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大帅能够起到作用，这是对全军将士最好的激励，再加上自己如今国家的军力虽然在长安主动出击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成果却比以前大的多，在历史上的一句话叫做一将不成累死三军，将军的作用往往比一般士兵作用大的多。但是宋朝的将领种放也正是因为自己出身是文臣，所以皇帝对于猜忌没有那么重。所谓枪杆子里出政权，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拥有了控制政权的筹码，古今中外皆然，从这一点出发，皇帝本人是必须要掌握军队的，不然皇帝就不是他当了，分分钟成傀儡甚至灭族。
矛盾的地方在于，整个国家的军队很多啊，且分布在边疆重镇，皇帝一个人怎么统领？这就像官府一样，皇帝当然想自己统御万民，可是做不到，那就只能建立一个官僚制度，经过逐级官吏传达，施行自己的意志。
军队也一样，皇帝要想掌控全国军队，那就只能建立一个军队系统，由元帅、各级将领往下推，最后到士兵。而造反，就是某个将领不听皇帝的了，带着底下人反抗皇帝。
造反，其实就是这个制度的一个弊端，因为皇帝掌控军队是间接的，皇帝掌控将领，将领掌控士兵，皇帝是通过掌控将领然后再掌控士兵，士兵是不一定效忠皇帝的！
士兵不一定效忠皇帝的原因很简单，古代的士兵不少志愿兵，而是义务兵，他们不是自愿来为皇帝抛头颅洒热血的，渴望建功立业的只是少数，绝大部分是被抓壮丁拉来的，当兵是他们养家糊口的一个职业。
皇帝又远在京城，绝大部分士兵是没见过皇帝的，而将领近在眼前，再加上军事作战所需的士兵服从将领（这是必须的，军队内部必须保证将领的权威，不然打仗的时候将是一盘散沙），皇帝对士兵的管控力自然比将领弱。
这一点，皇帝也是看得到的，为了防止将领造反，他们相出了种种方法，总的来说就两大类，一个是分离将领和士兵，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另一个则是把握住粮饷。
第一个方法很有操作难度，如果玩得不够，将领跟士兵打成一片，等于没玩；如果玩得过火了，比如统兵权与练兵权分离，这个将领练好的兵交给另一个将领去带，将领跟士兵大眼瞪小眼，对皇权的威胁是小了，可同样的，对于军队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毕竟哪个士兵会甘愿把命交给陌生的将领，打起仗来，心里总是怀疑将领的指挥，而将领对士兵不熟悉，调度起来也很麻烦。
运用这种方法的很多，比如虎符、监军等等制度，都是为了防范造反。
第二个方法就是夺取将领发粮饷的权力，粮饷这东西，都是来自于民间赋税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嘛，问题是这羊毛谁来割呢？是中央统一割好了发到士兵手上呢？还是将领自己隔了发？
在中央强势、财政充裕的时候，打死都不会把割羊毛的权力交给将领的，将领给士兵发粮饷，士兵感恩戴德，眼里就只剩下将领了，哪还有朝廷和皇帝？
但在少数情况下，中央又不得不将适当的财权交给武将，让将领就近征集粮饷无疑可以给朝廷省去大笔人工和运输费用，军队获得补给也更及时，打仗打得更有劲了，在财政不充裕的时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不过下放财权是一把双刃剑，武将统军与财政权合一，虽然可以增加军队灵活性，增强战斗力，但也会大大增加武将造反的概率，没有钱，武将造反就没有底气，有了钱，什么不敢？
历数那些比较大的造反，比如安史之乱，那就是因为中央下放了财权，军饷是将领发的，士兵对将领非常拥护，这才敢造反，不然像钟会，可能先被自己部下给干掉了。
宋朝有鉴于唐末五代的军队政变（多的数不过来），推行了一场全面的弱军行动，什么以文治武、财权分离、下属限制等等，彻底灭了将领反叛的苗头，之后的朝代沿而用之，并进行改进，所以宋朝以后，武将造反就很少了，成功的几乎没有，更多的是哗变，如苗刘兵变。
从安史之乱开始，直到大宋王朝正式建立，这期间两百多年的时间，中华大地上经历了无数次战乱和政权更迭，一个又一个诸侯你方唱罢我登台，世道之混乱为中国历史上所少有，所造成的伤亡和破坏也是惊人的。
支撑这种毁灭性的混乱背后，是武人集团权力的极度膨胀。
而身为武人权力集团中的一员、又经历过这种混乱的宋太祖赵匡胤，便决心要终结掉这种混乱。
实际上，赵匡胤对武人集团心态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毫无疑问是武人集团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依靠家族军功起步、又倚靠自己的武将班底成功夺取皇位建立大宋；
另一方面，他身在其中，也深知武人集团的破坏性和不稳定性。正如他与开国宰相赵普说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使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建隆二年七月初九的一个夜晚，在东京汴梁城，赵匡胤召集自己的大将们一起喝酒，席间，宋太祖向大将们表示，自己虽然贵为皇帝、却还不如当个节度使快乐。诸将忙问其故，赵匡胤说：“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在太祖皇帝的疯狂暗示之下，大将们于次日上书请求罢免禁军职位、解除兵权，被厚赏之后退休回家。虽然这些人日后还有机会随驾出征、担任地方职位，但已经没有了可以左右时局的军事力量了。
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到此，宋太祖是否就终结掉了五代以来武人权势膨胀的问题呢？
显然没有。
如果一次宴席，就能让困扰中国两百多年的疑难杂症解除，让千千万万的武人阶级放下自身利益，甘心做被统治的一员，那皇帝岂不是太好做了？
实际上，解除亲信大将的兵权，只是宋初“削藩”计划的一部分而已。
正如在杯酒释兵权的宴会上，赵匡胤说自己宁愿当一名节度使而不是皇帝，便表达了节度使职权已经近似皇帝的事实。这便是宋初面临的武将困境，即武将藩镇权力的过度膨胀。
从唐朝中期开始，因为战争从边疆延伸到了内地，因此唐玄宗所设立的藩镇也从边疆一路设置到了内地。这些藩镇的节度使们不仅对军队有绝对的领导权，而且其辖区内如财政、民政、贸易等控制权，均是独立领导，因此在地方上做一个节度使，就如同到了一个独立王国做土皇帝。彼时中央政权对于藩镇将领的统治，就如同春秋时代周天子对诸侯的统治，极不稳固。
而藩镇内部，不稳定性依旧存在。
因为藩镇节度使自身就是武人集团中的一员，因此想要把持住辖区内的行政权，就必须派遣自己的亲信武将去担任行政官员。结果各级行政官员的位置也被武人集团所霸占。这些中下层军官自己在地方上羽翼丰满以后，挑战节度使权威的人也不在少数。
那个时代，就是名副其实的“武人政治时代”，所谓权随兵来。
况且对于赵匡胤而言，武人的威胁是感同身受的——他自己就是依靠自己的武人集团的支持，从军事首脑变成了国家首脑。无论他自己对于周国政权有多少感情在其中，他的部下于此是无法共享的，一旦以赵匡胤为首的势力做大做强，足以推翻中央势力的时候，这些渴求更进一步富贵的武人们必然极力怂恿、促其成功。尽管赵匡胤完全可以弹压自己的亲信武将，但他无法直接控制围绕这些武将所形成的新的政治力量，如果不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宋朝也无法长久下去。
因此，赵匡胤仅仅解除自己亲信的兵权是远远不够的，他还需要将改革的屠刀指向地方上的藩镇制度。对此，赵匡胤和他的谋士们的策略是：“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太祖的第一刀，砍向了藩镇头领的权力：
在第一批藩镇大将被罢免之后，朝廷立刻授予高官厚禄，并使之居住京师加以控制，终宋一朝，虽然武人的地位和职权较低，但是武人的待遇却极为优厚。同时朝廷会委派在京文官前往原藩镇担任行政长官，这一官职后来便演变成了知州、知府等官职。不仅如此，知州们的任期也被限定在三年，流动的官僚无法形成势力，也就解决了封疆大吏拥兵自重的问题。
第二刀，是削弱地方中下层军官的权力：
正如节度使被知州等官员所取代那样，朝廷也开始在地方委派知县担任地方行政官员，而不再由镇守将校兼任。
同时，知县的选派也与科举挂钩，由中央统一考核、委派，这就断绝了地方武人垄断选官、任官的权力。同时设置县尉，类似今天的警察部队，来维护地方治安，从而剥夺了基层武将干预县一级行政的权力。值得一提的是，县尉也是由中央委派的。
第三刀，则是瓦解大将的亲信集团，进一步削弱藩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
原先的藩镇大将，为了扩充自己的亲信势力，将辖区内的文职工作，如税收、民政等问题委任给了自己的亲信部将，而原本负责这些任务的文官则边缘化。
宋太祖改革以后，严格禁止大将将辖区内的文官权限交给自己的亲信武将，因此地方文官得以重新执掌行政权力。此路一开，宋朝对于文官的需求量大增，客观上刺激了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而武将从此仅仅掌握训练、带兵的权力，而不得干预州郡的行政事务。
经过宋太祖赵匡胤的一系列改革，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完备的官僚制度，节度使也从原先的独立诸侯，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虚位荣誉，而延续了两百多年的武人政治也就此终结，宋朝也终于进入“文官政治”时代。
但文官政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却走上了重文抑武的轨道，逐渐成为宋朝的另一个弊病，这想必是宋太祖、宋太宗未曾想到的。这也就是为啥说宋朝是武将的地狱文臣的天堂，这次宋朝长安城遭遇到辽国的南侵略计划，耶律隆绪生性卑鄙无耻，如果是以前耶律隆续没有重生或许是抢劫，但是现在历史发生变化到底会有什么样变化，这次辽国的侵略已经发展起来，好戏在后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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