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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那一日，杨从循在书房中以弟子礼见过伍山长，之后又将自己为何离家求学等前事简略叙述一番。
待杨从循禀告完毕，伍文彪他捻着胡须，稍加沉吟就一口答应杨从循拜师求学的要求。
然而伍山长他答应得这么爽快，反倒却让杨从循心下嘀咕起来。
“这伍山长却为何答应得如此爽快？就算是那只教人识字的蒙学（学前班）塾师也须试过学童的机敏品行方可答允入学，难不成这观柳书院的水准反不如乡里寻常私塾？也罢，待杨某试上一试。”
想到这里，杨从循他伸手从身旁的书箱中掏出那本《周易》递了上去：“启禀山长，学生近日诵读《周易》一书时颇有几处疑惑，还请山长大人不吝赐教。”
常言道，‘祸从口出’。
谁又能想到，杨从循当日一句普普通通的求教之言竟为其今后在书院的读书生涯惹出了无穷的祸患！
归根结底，并非是观柳书院塾师资质平庸招不来足够的生员入学，而是当时易县归京师直隶。
凡是略有一些身家门第的秀才大都走了权贵们的门路，进京城国子监内挂名寄读。
这样不但将来应直隶乡试时容易中举，就算到头来考不上举人，多半也能像伍文彪那样混一个书院山长之类小小的前程。
头顶上有国子监这样重量级的对手压着，观柳书院这样一个普通县学想招到足够的生员又谈何容易？
须知这书院山长与塾师所有的生活开销都须从入读生员所缴纳的馆谷（学费）中支取，学生要是收的少了，书院塾师就有入不敷出之忧。
这点却是与杨从循家乡书院派专人考校那些有意入院攻读的生员，从中择优录取的情况大有不同。
问题是，杨从循他一个新科秀才哪里知道这其中的隐情？
因此不知天高地厚的杨秀才就从自家书箱中翻出那本《周易》，双手捧着递给上座的伍文彪，口称欲向山长讨教这《周易》之术！
一见杨生他递过来一本《周易》，本来一团和气的伍山长脸上顿时就阴云密布!
原来这中华之地书院浩繁，唯独国子监一家与其他书院大是不同：国子监绝不向就读生员教授《周易》！
究其原因，一来是《周易》实在太过晦涩难通，若用《周易》应举，势必事倍而功半。
而影响生员中举就是在打国子监监正大人的脸，自然《周易》就不受国子监的欢迎了。
二来就是国子监的授业塾师多为现任礼部官吏及翰林学士充任。
这官场之上避讳多多，哪怕塾师其人当真对《周易》大有研究，也要在人前坚称自己只字不懂。
当朝官员如此讲究避讳，怕得就是哪天圣上突然心有所感，在朝堂问对之时，因你善治《周易》之名，而命你用《周易》之道来阐述治国方略。
如此一来，可真是要了亲命，这“黄裳，元吉”与朝廷的治国方略到底有什么关系？
可圣上钦点问对，答不上来是渎职无能，信口擅言更是欺君之罪！
届时有的是言官要上本弹劾，罢官流放还是抄家杀头，爱卿你挑一样吧。
正是为此，京师国子监是天下所有书院中，唯一绝不开《周易》科的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