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时光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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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燕王扫北”

1962年1月29日下午一点多（农历1961年12月24日）在德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一个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我。

我的出生，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因为我是长子长孙。按我们梁氏家谱“……际、殿、云、朝、尚、安、仁、祖、义、克、大、齐、家、万、事、永、存”来说，我爷爷是“安”字辈的老大，我父亲是“仁”字辈的老大，到了“祖”字辈我又是老大。

关于我们梁氏家族的历史渊源，还有一段故事呢。

相传，1399年朱元璋死后，朱允炆以皇室太孙继位，叔叔朱棣对此十分不满。朱允炆感到众藩王兵权过重，势力超过朝廷，听信谋臣之言，撤藩削权。朱棣见诸王被废，自己怕是难以幸免。尤其父死因有“诸王邻国中毋至京师”的遗诏被阻，因而自己未能遂愿，当不上皇帝。第二年其借朝贺改元之机，带着世子公主家眷等亲往京城，探听虚实，以谋对策。

朱棣的人马，沿驿道经州过府，一日来到禹城石门王村，视如掌上明珠的三公主突发疾病，不日身亡。公主病逝，朱棣心急如焚，十分悲痛，但因形势紧迫（蓄谋夺皇权），只得留下一名亲信和部分人马处理丧事，自己率大队人马匆匆奔京城而去。

后来，朱棣与建文帝的矛盾公开化，他便率大军起兵反朝廷，向南京进发，路上受到各地正统驻军的阻击和反对。当时人们都认为朱棣谋反不道，称为“叛臣”。禹城当然也不例外，知县杨瓒指示驻军与朱棣军打仗，并挖了公主坟，抛弃弃野。因此，朱棣对禹城痛恨至极。朱棣率军攻破南京，消灭了建文帝，自己夺得了帝位，历史上称此为“靖难之变”。朱棣当皇帝后，便挥师北上血洗了禹城及济南以北各地。历史上称为“燕王扫北”。

战事平息后，官府下令从陕西大槐树及河北京西、山东诸城等地大量移民到禹城。

梁氏的先人，就是在那时带着家眷从陕西大槐树迁徙而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耕作。

作为炎黄的子孙，2012年5月19日，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到陕西黄帝陵寻根。据史料记载：梁姓为“嬴姓伯益之后，也就是说梁氏的始祖叫伯益。秦仲有功，周平王封其少子康于夏阳梁山，定名梁国，国君即康伯，以后称梁伯，公元前641年，秦穆公派兵攻灭梁国。亡国后的梁国子民，大都逃到晋国，以原国名为氏，即梁氏”。

在当今按人数多少排列，梁姓在全国是第21大姓。

B、从城市到农村

孔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爷爷是个非常传统的人，当听说生了个孙子后，非常称心如意，就特别高兴地对家人说“这又是一个大哥啊，称心如意，就叫可心吧！”

1962年的春节过后不久，爷爷就到德州去看他的长孙去了。父亲看到爷爷的一霎那愣住了：爷爷又瘦又黄，浑身浮肿，说话有气无力。他说，家里一点粮食都没有了，每天靠吃一些野菜、树皮，维持生计。好多地方都饿死人了。后来才知道，本来奶奶要跟爷爷一块来的，但因为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没有办法，只好带着三姑和四叔梁仁华、五叔梁仁国到胶东讨饭去了。家里有二叔梁仁义和三叔梁仁忠在家看家。

爷爷到来后，父母就把床让给了爷爷睡，他们就在地下打起了地铺。当时，父亲和母亲在城里情况还好些。父亲每月供应粮食30斤、母亲是29斤，吃饭不成问题。

当时正是“大跃进”时期，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浮夸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错误地确定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太跃进”运动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以上是国家宏观层面对“大跃进”的描述。而对于每个具体的个人来讲，关于这场运动的记忆，似乎只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饥饿。

当然，那个时代也不仅仅只给我们留下了符号般的“痛苦”的记忆，那时代也自有其骨肉与血脉，是活生生的，是除去泪水之外也有欢笑与歌声的，例如“大跃进”的经济发展速度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二倍多。例如经济、科技、国防、文教、卫生领域的发展都是在那一时期奠基、起步、突破的，例如我国的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第一台每秒运算万次的电子计算机、第一艘万吨轮、第一套彩色电视机的接收系统等等，这类“第一”可以列出成百上千。

也许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么一个细节：作为人们集中表达“大跃进”吹牛的一句典型口号：“15年赶上英国”，到1972年，我国煤炭、纺织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已经超过了英国。那么，从1958年到1972年，是多少年？这道算术题的答案是14年。

更有过来人回忆，那时候每天放学之后，都要在城乡结合部设扫盲“路卡”，开展挖蝇蛹、除四害等活动，几千年来我国文盲占绝大多数的状况短短几年就发生了根本转变，肆虐几千年的血吸虫和其他很多传染病都在“大跃进”中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他们认为，“大跃进”运动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亿万劳动人民的思想大解放，整个民族展现了几千年来从没有过的高昂精神面貌。

诚然，历史不仅仅停留在文字上，也不仅仅在人们如发黄照片般的模糊记忆里，历史是鲜活的，是无数人用生命和精神写就的。即使身处怎样的灾难中，作为大写的主宰地球的“人”，也能顽强求生。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无数人的共同记忆，构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整体上的历史。

历史不容割裂开来，但整体的历史的确往往淹没个人的喜怒哀乐，很容易被抽去血肉后，只剩下冷冰冰的骨骼。

比如，在那个大跃进引起世界瞩目的年代里，有一对年轻人，却满腹忧愁，一点都高兴不起来，振作不起来。对于“赶英超美”的国家战略性发展目标，他们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为之热血澎湃，渴望自己能够为国家早日进入世界强国之林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在此之前，他们又必须和所有人一样，先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生存，这的确是个大问题。

母亲所在的德州国棉厂，因为收不上棉花，大批工人被下放。母亲就是其中之一。

刚刚因为生了个儿子而高兴的年轻父母，此时又陷入极大的苦闷之中。

夜，已经很深了，可他们四目相对，却最终无语。按过去的政策，子女的户口一般随母亲。母亲这一下放，按规定“下放三年回国棉”，我和母亲的户口可以继续落在国棉厂，但供应粮没有了。过去是三口人的粮食供四口人吃，还勉强度日；以后一口人的供应粮，要维持四口人的生活，是万万不可能的。

还是母亲首先打破了沉默，对父亲说，你留在城里继续工作，我带着孩子回去。父亲说，分家后，他们弟兄五人每人分了颗大枣树，其他的啥也没有。老家现在是房没一间，地无一垄，孩子还小，这日子咋过呢？

又是长久的沉默。最后，两人终于统一了思想，决定父亲也申请下放，全家一块搬回老家。如果三年后母亲回来，父亲就也跟着回来。

1962年农历4月6日，这是个后来让我非常痛恨的日子。就是在这一天，出生不到半年的我和父母从德州市乘火车回到了故乡——禹城县马关屯公社梁庙大队。

出生在城市，而且只有非农业户口的我，因父母的选择，从此，成为了一个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