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时光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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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决定可以说足深思熟虑的，但没有想到娃，此后搬回农村就再也没能回城。

在他们看来，这一举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更谈不上什么伤心、遗憾，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留恋。

当一个工人，还是当一个农民，在当时根本不是他们考虑的问题。他们要面对更为残酷的生存现实。

他们不会想到，只是因为他们当时看起来别无选择的这个选择，多年后却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人生困窘。

不为别的，只为他们轻易放弃了城市户口，选择了回到家乡当农民。“农民”，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这个国家最庞大的群体，“种地”，也是几千年来最稳定的一种职业。但是农民又意味着与城市格格不入的语境。

多年以后，即便是我自己当兵离开了那片土地，在青春年华找对象的年龄，对从城市入伍的那些高贵、靓丽的女兵、女军官们，也只是想想而已。因为我时刻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部队提不了干还得回去像父辈一样种地。

当兵后，有时为了虚荣心（年轻人好像都爱虚荣）和那点可怜的自尊，每当遇到不熟悉的人或者是为我接转电话的女兵们，我总说自己是德州市人。后来，跟我一块当兵的老乡还是戳穿了我的谎言，使我尴尬至极，但我还是强词夺理地说，在哪儿出生就是哪儿的人。我出生在德州市，不信你们去问问我的父母。尽管我与人家辩论，但我是心虚的。在中国衡量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的标准就是户口——你是非农业户口还是农业户口。

城里人，乡下人，谁都没有选择出生地点的天然权利，然而那一纸户籍卡片，却的确重逾千斤！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初并没有想这么多。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我有了青春懵懂的意识后，我就一直在为逃离农村、逃离土地、逃离那纸令我遗憾、令我羞愧、令我抬不起头来的“农民”身份而努力着，争取着，直到我真正离开农村（提干），改变了地位来到大城市工作。

而这，整整用了我十年时间！十年啊，一个人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不是用在实现伟大抱负，不是用在追求卓越人生上，而是用在这么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上。可见，一个人的出身对一生的影响有多大。

但说实话，现在，当我在拥有了这么多年城里人的身份后，我又开始怀念农村、怀念起土地和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乡亲们来了！不知道为什么，在钢筋水泥和高楼大厦包围的大城市里，在汽车的嘈杂、尾气的污染和人与人之间日渐疏远、隔膜、猜疑的现代都市里，我开始怀念起农村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坦诚、直率、热情，尤其那种“亲不亲，故乡人；甜不甜，家乡水”的乡土之情。

有人说，现在的人们正在向土地回归。这么说，倒不是说人们在向往回到田间地头上去劳动，而是向往根植在大地上的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向往那种简单而淳朴的田园牧歌式的悠闲生活。

不知道哪位哲人说过，时间具有疗治伤痛和修饰过去的特殊功能。今天当我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远远地回首在农村的生活，我不再记起那些酸楚和苦痛的岁月，相反，记忆的咀嚼里只留下甘甜。我不再记起与某某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却只觉得每一张脸孔都是那么纯真可爱。在记忆的梦境里，乡村的风，乡村的雨，乡村的夜，乡村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温柔而多情，一派的如诗如画，田园风光。

所以，如果再有人问我：是什么出身？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农民出身，地地道道的农民！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轮回：当我是农民时，我拼命要标榜自己是城里人；而当我真的成为城里人，我又极力承认自己是农民了！也许，这正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农民不为人知的悲哀吧！

C、名字的由来

回到老家后，父母用“下放”补助的钱，在院中一个老爷爷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三间房。在这里父母先后生下了我的大妹梁祖荣、小妹梁倩倩；二弟梁祖平、三弟梁祖刚、四弟梁祖宝。

在我一周岁生日的时候，到胶东讨饭的奶奶和大姑及四叔、五叔和三姑、四姑回来了，一家人快快乐乐为我过了个生日。尽管当时生活困难，奶奶和母亲还是张罗了一桌好饭；大姑、二姑各为我做了一身漂亮的小棉衣，三姑拿来了鸡蛋等。

当大姑听说爷爷给我起的名字叫“可心”后，坚决不同意，说不好听。

她思忖片刻说，还是叫“建国”吧！这名好听。多年后，大姑已经去世。我问母亲大姑给我起这个名有啥讲究吗？在我印象中，一般叫“建国”的是10月1日出生，因为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母亲说，没啥讲究。你大姑又没有文化，就是认为好听就是了。

在场的人也都觉得叫“建国”要比“可心”大气、好听。大姑还开玩笑地说，少数服从多数。在人们的欢声笑语中，没有文化的爷爷也只好默认了。

从此，我的乳名叫建国了。虽然没有什么讲究和寓意，更不会有人去追究。

在我的生日宴会上，大家在桌上摆好了算盘、书本、油条等物品，让年幼的我去抓。按老家的风俗抓着某件物品，就代表了某种寓意。在众目睽睽之下，毫不胆怯的我伸手抓了一本书。村里一位有文化的人看到说“书中自有乌纱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好啊！这孩子大了肯定有出息。”他的这番话，赢得了大家一阵热烈的掌声。在每一个家庭里，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人头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就像当年他们的父辈对他们的期望一样。

1963年农历12月23日，只差一天没能为我过上生日的爷爷去世了，终年63岁。

死去的人永远离去了，但活着的亲人永远记住了这个日子。在我8岁（虚岁）的那年9月，有一天我与小朋友们正在一块玩耍。突然三叔梁仁忠来找我，说让我去上学。当时不知上学是啥意思的我，正玩得起劲，哪听得进去，说啥也不去。我在前面跑，三叔就在后面追，围着学校整整转了三圈，终于还是被三叔抓到了。三叔拽着我的耳朵说，国啊，不上学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和叔一样在家砸坷垃种地，长大了连个媳妇也娶不上。那时的我哪懂这些，就是不听。因为上了学，就不能天天跟小朋友们一块玩了。最后，还是在三叔的“武力”威胁下，背上母亲给我缝制的书包上学了。

光阴荏苒，日月穿梭。30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切身感受到三叔当时的话，是多么令人深思，语重心长啊！三叔因为没上过学，在家里种了一辈子地，后来连个媳妇也没娶上，最后，才50多岁就孤苦伶仃地死在家中。我却当兵离开了农村，考上了军校提拔为干部，在大城市找了媳妇，并且调到首都北京工作。

在这期间，在我工资只有50多块钱的时候，也给三叔捎过钱。但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啊！当我生活富裕了，能报答三叔的时候，三叔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2009年4月清明节，我从北京和母亲回老家时，又专门到三叔的坟上为他烧了好多纸钱。并且，我在心里默默地说“亲爱的三叔，您教育我的话我现在真正懂了，我感谢您！我在这里给您磕头。”

现在孩子上学跟我们那时真是太不一样了。时代的变迁，翻天覆地地变化，令人感慨不已！我的儿子燕歌，以及三弟祖刚的儿子晟豪、四弟祖宝的儿子芃晓，他们在北京享受着优越的教育资源，良好的生活环境。他们在上学前就能背诵唐诗宋词、《三字经》、《百家姓》。可我上学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啥唐诗宋词都没听说过。如今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其次，就是玩游戏；可我们那时上完学后，不是割草就是放羊，真是天壤之别啊！

在那个连温饱都解决不了的年代，父母对孩子还谈何教育？

我还依稀记得我上学第一天，村里的张希英老师（后来晋升为禹城市副市长）问我叫啥名字？我说叫“建国”。张老师说大名呢？我摇摇头说没有大名，引起学生哄堂大笑。张老师没有笑。因为她也出生在农村，非常了解农村父母对孩子的教育状况。只见她思忖了片刻后说，你父亲是“仁”字辈，你是“祖”字辈，那就叫“梁祖国”吧！

后来，人们都说这个名字大气、好听，现在看来不是没有道理。在我创作的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在全国获奖后，军报编辑以我的名字为题，把对我的专访发表在报纸的二版头条；在我第二次到迟浩田首长家去看望他时（距第一次已经两年多了），他的夫人姜青洋军医说，首长好多老战友的孩子来过多次，名字总记不住，但你的名字我记住了，你叫“梁祖国”，名字很好记。

此后，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我。